相对于性和理，王国维对于命的解释并没有过多地梳理中国思想史上有关命的原始文本。

呵护心中善的萌芽即是‘为人，而放任它们枯死便不足以为人。但是望一望那边：太阳在升起，冲开笼罩大地的薄雾，显露出大自然的绚丽惊人的景色，这一霎时也从我的灵魂中驱散全部疑云。

他认为卢梭的政治论、亚当·斯密的经济论皆是作为城市智力之产物的18世纪理智主义的结晶。休斯注意到卢梭思想的复杂性，他认为卢梭本来与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一样深信基督教的原罪观：我本愿行的善未行，本不愿做的恶却做了。但由此一转，他立即陷入了非理性：立法者所以要把自己的决定托之于神道设教的道理，为的是好让神圣的权威来约束那些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所无法感动的人们。理性的反思可能会揭示伸出援手所带来的利益，但施助的冲动往往首先到来。儒家则认为这与人性冲突。

这一批评显然是不着边际的，卢梭是一个极其重视生命之根、重视生命本能的活泼、重视生命意义的人，怎么能说他脱根、顽蠢呢？卢梭的失误，在于他没有在努斯与逻各斯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正如宋明理学家没有在人欲与天理之间保持张力一样。其实，除了对弱者、罪人、或对整个人类所怀有的怜悯心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为仁慈、宽大和人道呢？所有这些论述，都与孟子关于人的恻隐之心的论述如出一辙。其所以致太平与刑措者，盖可睹矣。

最后，礼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宗法等级观念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强化而具有法律的权威，这就使礼常常以法律或高于法律的面貌出现。与教化相比，刑罚的手段则是严厉的，它体现了统治者恶恶之心，但刑罚的使用应有限度，过分地使用刑罚，往往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使民积怨，以至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所谓怨有同，是丛于其身。他继承发展周公的先教后刑思想，反对不教而杀，《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强御不顺之世，用刚能治之。

周公举商汤代夏，以至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告诫太甲要敬畏上天，常怀仁德，实行德政，天下就能得到治理。

九德也是既讲德又讲行。第二，先教后杀，刑以弼教。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就相当于《洪范》的柔克，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就相当于《洪范》的正直，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就相当于《洪范》的刚克。国家安康无事，就要采取中正平和的方法，端正人们的曲直和行为。

德之说，意在用教化感民。[12]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45—246页。《吕刑》还规定：上下比罪，勿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总之，周人通过敬德思想成功地完成了对殷商天命论的改造，在天命观念中渗透了人事精神，以损益之道将神本文化更新为人本文化，使原先建立在自然血缘基础上的上帝→君王→臣民的王权神授说蜕变为民众→天→君王的以德配天论，这是周人的历史功绩，是周人遗泽后人的宝贵财富。

摘要：《尚书》中蕴涵着丰富的治理思想，本文概括为德为政本、敬德保民。（《论语·子路》）这种道德的感化可以达到风行草偃的效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周公还主张要根据罪人的认罪态度，调整刑罚的轻重。西周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认识到单靠天命天罚和重刑镇压不足以维护长治久安，必须给民众一些恩惠，并审慎地使用刑罚，对民众施行道德教化，才能争取民心，减少反抗，实现长治久安。

郑玄云：（五事）皆谓其政所致也。《礼记正义》孔颖达疏引郑玄之说云：‘太上贵德者，太上谓三皇五帝之世也。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嗜杀人。（《召诰》） 保受王威命明德。其时犹淳厚其德，不尚往来之礼，所贵者在于有德，故曰‘贵德也。（《论语·为政》）如何为政以德？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

商人湎于酒则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尚书·酒诰》），因为商人有群饮的习惯且不以此为罪，故先教之而不杀。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

所谓庸庸，祗祗，是指任用那些该任用的人，尊敬那些该尊敬的人，这属于统治者修身明德的范畴。商纣王荒淫暴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周初所强调的敬的观念，与宗教的虔诚，近似而实不同。

（《召诰》）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据《尚书·微子》载，当时是小民方兴，相为敌仇。要察囚情，绝戮众罪，亦能用劝勉为善。《尚书》又称《书》《书经》，是一部多体裁的上古历史文献汇编集，经过孔子整理加工，以之教授学生，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开放无罪，亦能用劝勉为善。《尚书》蕴含着丰富的治理之道。

希望为政者以教化为先，不要不教而杀，暴虐百姓。在《尚书·康诰》中周公告诫康叔：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

谋、彝是指常典常法，统治者应该以此为根据动用刑罚，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不引起社会动荡十分关键。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

敬德是要统治者以德配天，保民是因为民意与天意的一致性，天命的转移便以人王能否保民为依据。《左传·成公二年》引《周书》曰明德慎罚，并解释说：文王所以造周也。而被四岳举荐的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德是政之本，政是德之迹。

《尚书·多方》载周公在给商代圣王们的德政做总结的时候说：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这为孔子在为政以德总体原则下，德、礼、政、刑相辅相成，德、礼为本，政、刑为末，德又为礼之本的治道结构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德礼政刑四位一体的儒家治道总体构架，为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和阐发。

《召诰》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周公在这里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给西周各诸侯树立一个政治典范，或许有拔高商汤的地方，但应该有其基本事实的依据。

其次，礼不仅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塑造着人们的心理结构，而且还决定了当时的国家形式，即宗法贵族政体。简谓器量凝简，刚谓事理刚断，强谓性行坚强，三者相类，即《洪范》云‘刚克也。